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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熊孩子”犯罪多發 專家:降低刑責年齡不能治本

   來源:中國青年報   發布時間:2019-08-25 10:26:07

近年來,“熊孩子”犯罪的話題多次走進公眾視野。未成年人犯罪到底是誰的責任?怎么破解輿論高度關注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難題?應不應該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?

“熊孩子”犯罪誰之過

近年來,媒體多次報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,盜竊、搶劫、校園暴力,甚至強奸、殺人。

為何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犯罪?未成年人犯罪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?有研究機構做過一次抽樣調查,發現只有36.3%的未成年犯同親生父母長期生活在一起。

在中國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看來,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,首先都是因為家庭教育的缺失。“解決不好孩子成長中的家庭教育問題,靠其他手段無法從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。”

“有的家庭是生而不養,有的家庭是養而不教,更多的是教育不當。”她說。

各種網絡違法、不良信息泛濫,單親家庭的親情缺失、來自成人世界價值觀念的影響,都會讓一些未成年人產生心理問題和行為偏差,嚴重的則會導致犯罪。

“未成年人犯罪不是孩子一個人的錯,社會和家庭帶來的問題不能全讓孩子承擔。”長期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的李玫瑾接觸過許多涉罪未成年人,深層次探究那些孩子的犯罪根源,幾乎都能找到家庭教育缺位的影子。

“家庭教育這件事上,應該以立法的形式對父母提出要求。建議在法律修改時,明確如果沒有特殊理由,父母必須親自撫養孩子。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監護,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明確替代監護人是誰。”她說。

當孩子真的出現了問題,怎么辦?

“他的父母就應該被警告,現在必須要重視了,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開辦家長學校,或者把他們集中到一個地方,看家庭教育的錄像等。”她解釋。

李玫瑾認為,應該讓家長承擔孩子犯罪的民事連帶責任。“用民事的方式來促進解決父母對孩子根本不管的問題。”

未成年人不可為所欲為

“現在很多孩子不是不懂法,他們知道刑法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,但是理解上有重大偏差。社會上也有很多人認為,18歲才算成年人,才開始負刑事責任,低于此年齡,就可以不負責任、無罪釋放,這是非常錯誤的。”湖南省長沙中級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庭副庭長易定君說。

事實上,對于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,犯故意殺人、強奸、搶劫等重罪的,也一樣要負刑事責任。

而對于那些罪責較輕的未成年人案件,司法機關也有著相應的處罰措施。比如送專門學校,實施收容教養、進行社區矯治等。“應該對青少年群體進行有效的法治教育。”易定君強調。

事實上,司法機關、司法行政部門、教育部門、共青團、婦聯等經常對未成年人進行普法教育,比如在中小學設置法治副校長、開展“法治宣傳進校園”等。據了解,目前全國共有1.73萬名檢察官擔任中小學法治副校長,其中有3096名檢察長。2018年以來,全國檢察機關共到校園開展法治宣講5.16萬次,覆蓋5.7萬所學校、3803.48萬名師生。

易定君認為,避免青少年極端惡劣案件發生,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要讓青少年真正懂法遵法守法用法。這樣,他們才能夠更加自覺有效地約束自己的行為。

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是治本之策

是否可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,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研究院教授宋英輝認為,不能簡單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。“有人主張降到12周歲,那還有11歲、10歲怎么辦?甚至年齡更小的孩子也有犯罪的。所以‘一降了之’不是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治本之策。”

很多人覺得,生活水平提高和網絡信息發達導致少年兒童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早熟,所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有其合理性。但宋英輝并不這么認為。

“科學研究證明,孩子的大腦發育和心理成熟程度,并沒有因為他們身體發育而提前,他們依然還不完全具備情緒控制和行為控制能力,所以大多數未成年人犯罪都屬于沖動型犯罪,這也是其身心發育不成熟的表現。”宋英輝說。

還有人認為,國外一些國家的刑事責任年齡比我們國家低,我們也可以效仿。

宋英輝說這是一種誤讀。

據了解,1985年《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的標準規則》及2004年國際刑法大會通過的《國內法和國際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責任決議》,分別有少年負刑事責任年齡不應規定得太低、對少年犯的處罰應當盡可能減少監禁性處罰等規定。德國、俄羅斯、日本、韓國等國的刑事責任年齡下限均為14歲,與我國一致。美國刑事責任年齡相對較低,但這是建立在其擁有較為完備的少年法系及保護處分、教育矯正制度基礎上的,而且其對于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非常苛刻。

“我們的現實情況是,缺少少年刑法。在執行階段,對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管束矯治措施也不完善。”宋英輝說。

在他看來,探索專業的心理干預和行為矯治模式,包括附條件不起訴考察、在觀護機構進行幫教等才是正解。

建立、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機制

怎樣處置涉罪未成年人才是科學的?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副秘書長田相夏的答案是,要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級處置機制。

對于社會上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聲音,他一直都在關注,但并不支持。

“最近《治安管理處罰法(修訂草案)》把行政拘留的年齡從16周歲降到14周歲,應該說是‘變相完善’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的舉措。”田相夏說。

在他看來,未成年人保護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,媒體尤其重要,應當以促進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犯罪為己任,引導公眾樹立未成年人保護的客觀視角,而非針對某一起或幾起極端案件進行放大、渲染或跟風報道,那些為博眼球而夸大其詞的報道更是與媒體的社會責任背道而馳。

武漢12355青少年服務臺負責人也持相同觀點。工作實踐中,他們發現,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、矯治、幫扶,除了法律、心理方面的支持,媒體也很重要。因為媒體報道對社會輿論的導向效應非常明顯。涉及未成年人,不應該“炒熱點”“蹭流量”,應該盡量往理性方面引導。(來源:中國青年報 記者:陳鳳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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